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的雷霆一击。
我向日本的法院，正式提交了国际民事诉讼申请。
诉讼请求有三条：
一，要求被告李丽、田中健太，偿还我多年来以“借款”名义支付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房屋首付款、生活补贴、购车款等，共计X千万日元。
二，要求被告就其长期对我进行精神虐待、情感忽视，尤其是“八格牙路”事件造成的严重精神损害，进行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三，诉讼期间，维持对被告名下所有已知资产的保全措施，并申请法院对他们进行更全面的资产调查。
一纸诉状，跨越重洋。
当法庭的正式传票，由专人送到李丽和田中健太位于东京的公寓时，他们最后一丝的侥幸，也随之灰飞烟灭。
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再逃避。
他们必须聘请昂贵的律师，必须站上被告席，必须面对我准备了数月之久的、完整的证据链。
也意味着，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可能导致他们彻底破产的巨额赔偿。
我的律师团队，已经将所有证据整理得天衣无缝。
我亲笔写下“借款”字样的每一张汇款单据。
李丽在聊天记录里每一次“妈，先借我们点钱，以后还你”的承诺。
田中健太那些见不得光的灰色收入流水。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他们，欠我的。
不仅仅是钱，还有尊严。
在国际诉讼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我也在国内，打响了另一场“审判”。
我把家族里所有沾亲带故的长辈晚辈，都拉进了一个微信群。
然后，我以受害者的身份，将女儿女婿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地，全盘托出。
我没有用激烈的言辞，只是平静地陈述。
从“八格牙路”的羞辱，到“别计较”的冷漠。
从我如何被他们当成提款机和免费保姆，到他们如何一步步算计我养老钱的细节。
最后，我附上了那张李丽嫌弃我“老太太太麻烦”的朋友圈截图。
整个家族群，瞬间炸开了锅。
起初，是难以置信。
“秀梅，这……这是真的吗？丽丽不是这样的孩子啊！”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她从小就那么乖巧。”
但当那张刺眼的截图出现时，所有的辩解都变得苍白无力。
群里一片哗然，随即，是铺天盖地的指责。
“这简直是畜生！秀梅把她当宝，她把秀梅当草！”
“嫁到日本就了不起了？连妈都不要了？”
“我早就觉得这孩子心术不正，太虚荣了！”
许多曾经羡慕我女儿有出息的亲戚，此刻都纷纷站出来，为我感到不值，痛骂李丽忘恩负义。
我在国内的家族圈子里，彻底孤立了李丽。
我让她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
李丽很快就从国内亲戚的嘴里，知道了这一切。
她再次打来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恶毒的咒骂。
“陈秀梅！你这个疯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毁了我的人生！你心怎么能这么狠！”
她直呼我的名字，连“妈”都懒得再叫了。
也好。
这样，我心里最后一丝牵绊，也断得干干净净。
我平静地告诉她：“脸面，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人生，是自己走的，不是别人毁的。”
“我只是让你为你的言行，付出你该付出的代价。这是你该承受的。”
我的回应，公正，而冰冷，让她所有歇斯底里的咒骂，都显得那么无力和可笑。
田中健太那边，也快撑不住了。
巨大的法律压力和债务危机，让他焦头烂额。
他再次联系了我，这一次，姿态放得极低，希望能私下和解。
他表示愿意个人承担一部分债务，只求我能撤诉，让他们喘口气。
我笑了。
现在才想起来和解？晚了。
我通过王律师，正式回复了他。
和解可以，但条件极为严苛。
第一，他们必须在一家有影响力的中日媒体上，刊登中日双语的公开道歉信，向我，陈秀梅女士，就他们过往的不孝言行和精神伤害，进行深刻忏悔。
第二，他们必须无条件承认诉状中的所有债务，并立即开始偿还。
第三，作为精神赔偿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将那套位于东京的房产，一半的产权，无条件过户到我的名下。
我要的，不仅仅是钱。
我要的是公开的审判，是尊严的回归，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障。
这三个条件，对李丽和田中健太来说，无异于公开处刑。
他们咬着牙，拒绝了我的和解条件。
很好。
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就是要逼着他们，走上法庭，接受最公开、最公正的审判。
几天后，日本法院的开庭传票，正式排上了日程。
我感觉到，那张我亲手织就的大网，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
他们，快撑不住了。
而我，充满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