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让我替他顶罪

父亲是顶尖心理医生，用催眠疗法抹去我所有自主意识。

他微笑着告诉我：“你是我最完美的作品——一张白纸。”我假装失去自我，

暗中记录他所有犯罪证据。在法庭上播放录音时，他却说：“这些证据都是你妄想症的产物。

”陪审团一致认定我有精神疾病，因为我“恰好”有他开具的确诊证明。

被押送精神病院途中，我悄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找到了你书房暗门后的东西。

”父亲脸色首次剧变，因为那里藏着他已失踪三年的真正女儿的骸骨。1诊疗室的气息，

是消毒水的尖锐裹着皮革温吞的腥。空气凝滞，

唯有墙壁上那枚象征“和谐与平衡”的家族徽章挂钟，秒针喀嚓，喀嚓，不似行走，

倒像在凌迟时间。徽章中心缠绕的蛇，银质鳞片冷光流转。我，林徊，

被束缚在柔软的躺椅上，像标本钉在纯白底色中。视线无法对焦，天花板涡旋着，吞没光，

也吞没残存的意识碎片。父亲，林守仁，就坐在旁边。白大褂纤尘不染，

金丝边眼镜框出的狭长眼眸里，是两块永不融化的坚冰。他俯身，声音穿透耳膜，

带着不容置疑的韵律，一下，一下，凿击着我摇摇欲坠的意志壁垒。“放松，

小徊…看着摆锤…你的意识很沉重，非常沉重…它在离开…”指尖在扶手上，

借着身体的遮挡，用尽最后一丝控制力，极其轻微地一颤。指甲边缘，一粒半粒米粒还小的，

肤色伪装的装置，传来了几乎无法察觉的震动反馈。录制，开始了。视野彻底暗去前，

是他嘴角那一抹弧度。不是温暖，是造物主端详自己刚刚擦拭干净、不留一丝杂质的作品时，

那种纯粹的、满足的冰冷。“很好。”他低语，如同宣告，

“你是我最完美的作品——一张白纸。”白纸？意识在深处咆哮，却被无形之力按压，沉沦。

我任由那空洞的表情覆盖脸庞，眼神散焦，映不出他满意的审视。之后的日子，

我是他橱窗里的模特。进食，行走，睡眠，全部依照他设定的程序。他对着我自言自语，

评论天气，谈论他那些“重要”的病患，偶尔，会带着研究的兴致，测试我的反应。

针刺在手臂，没有蹙眉。耳边骤响，没有惊跳。“完美。”他总是这样结论。他看不见，

在我空洞的眼眸深处，那未被完全剿灭的星火，正借着他每一次靠近，每一次“检验”，

贪婪地捕捉着信息。他袖口沾染的，来自特殊雪茄的微弱气味；他接听某个加密通讯时，

指尖无意识敲击的摩斯密码节奏；他书房总是紧锁的抽屉边缘，

那一道若不仔细看绝难发现的，细微的磨损痕迹。我在扮演一张白纸，一张浸透了油墨，

只待时机便能显现所有秘密的白纸。时机在一個雨夜降临。他外出参加学术会议，

别墅安保系统对我这个“白纸”毫无防备。我潜入书房，指尖掠过一排排精装书籍，

最后停留在他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上。家族徽章浮雕在台灯下泛着幽光。那条蛇的眼睛，

似乎是两个微小的孔洞。凭借记忆中他无意识敲击的节奏，我尝试着按压。无声地，

书桌侧面弹开一个暗格。里面不是文件，不是珠宝，是一支加密的便携存储设备，

以及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数据快速拷贝。笔记本里，记录的不是诊疗笔记，

而是一系列代号与日期，后面标注着金额，

以及简短的效果评估：“记忆片段清除成功率98%”、“自主意识抑制，

阈值稳定”、“社会关系剥离完成”。像一张张冷酷的实验报告。翻到后面，

出现了新的代号，后面跟着的，是“永久静默处理”。胃里翻江倒海。这不只是操控，

这是系统性的、以医学为伪装的谋杀。返回房间，

将存储设备的内容与我日复一日记录的音频、视频碎片整合。他的自白，他的指令，

他与其他身份不明者的交易录音……证据链在虚拟的空间里逐渐成型，冰冷而坚硬。第二天，

我依旧是那张白纸。他回来了，一切如常。只是有一次晚餐时，他忽然停下切割牛排的动作，

抬眼看了我很久。“小徊，”他声音平和，“你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同。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我维持着咀嚼的机械动作，眼神空洞地投向虚空。他笑了笑，摇摇头，

继续用餐。“是光线吧。”他自语。不能再等了。我通过层层加密的渠道，

将部分关键证据递送到了检察机关。同时，以匿名方式，

在网络上投下了一颗炸弹——知名心理医学权威林守仁博士，

利用催眠疗法操控、抹杀患者人格的详细证据。舆论瞬间引爆。逮捕，起诉，

流程快得异乎寻常。法庭。庄严肃穆。我坐在原告席上，第一次褪去了“白纸”的伪装，

眼神清晰，言语流畅。我将我的故事，我的反抗，和我收集的证据，一一呈现。父亲，

林守仁，坐在被告席，依旧穿着那身熨帖的西装，神情是带着一丝悲悯的平静。

当我提交最终的录音证据——那段在诊疗室里，他亲口承认将我变成“白纸”的录音——时，

法庭一片哗然。他的律师要求发言。“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律师站起身，语气沉痛，

“我方对林徊女士出示的所有所谓‘证据’，其真实性与来源，均持有异议。”他转向我，

目光锐利：“林徊女士，你是否承认，你长期患有严重的妄想性障碍与现实解体综合症？

”我心头一凛。“我否认。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的神志清醒，以及我所经历的一切真实性。

”律师看向审判席：“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一位证人。他是林徊女士的主治医生，

也是对其病情最为了解的人。”法官准许。侧门打开，走进来的，是林守仁。他站上证人席，

宣誓。然后，他用那惯有的、冷静的，带着医学权威口吻的声音陈述：“法官大人，

我很痛心。我的女儿，林徊，自幼便表现出显著的精神分裂症倾向。

她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被迫害妄想系统，而我在这个系统中，扮演了核心的反派角色。

她所出示的一切证据，包括录音、视频，都是她妄想的一部分，

很可能是她在病态心理驱使下，通过技术手段伪造，或者是对日常情境的扭曲解读。

”他出示了几份文件。“这是自林徊少女时期起，我为其进行的诊疗记录，

以及多家权威机构的确诊证明复印件，均证实了她罹患上述精神疾病。近期，

因其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严重的攻击性与自毁倾向，我才不得已加大了监护与治疗的力度。

没想到，这反而加深了她的妄想……”陪审团成员们交换着眼神，之前的同情与愤怒，

逐渐被怀疑与审视取代。我如坠冰窟。那些“证据”，那些我赖以反击的武器，

在他精心编织的“病历”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早就铺设好了这一切。

我所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算计之中。我所调用的“证据”，反而成了我“病症”的铁证。

最终陈述。我站在那里，看着台下那些复杂的目光，看着法官公式化的脸，看着被告席上，

林守仁那几乎难以察觉的、胜利者的松弛。“你们相信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显得有些微弱，但却带着最后的锋利，

“还是愿意看一看谎言背后，那些被抹杀的、真实的痛苦？”无人应答。休庭，合议，宣判。

“经合议庭审议，原告林徊所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且其真实性存疑。

结合被告方提供的其长期罹患精神疾病的证明，本院认定，指控林守仁博士的罪名不成立。

同时，鉴于林徊女士目前的精神状况，及其表现出的社会危险性，

裁定将其移送至市立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强制隔离治疗。”法槌落下。清脆的一声，

敲碎了我所有的希望。两名身穿白色制服的管理员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我。我没有挣扎。

经过林守仁身边时，他正整理着西装袖口，准备迎接簇拥而来的记者。闪光灯在他身上明灭，

将他镀上一层虚假的光晕。我停下脚步，凑近他耳边。所有的力量，

都凝聚在这最后一句低语里。声音轻得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

却带着淬毒的寒意：“你知道吗？我找到了你书房暗门后的东西。”那一瞬间，世界凝固了。

林守仁的身体骤然僵硬。整理袖口的动作定格。脸上那副精心维持的、悲悯而从容的面具，

咔嚓一声，碎裂了。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脸上褪去，露出底下灰败的底子。

他的瞳孔急剧收缩，里面不再是冰冷的坚冰，

而是骤然掀起的、混杂着极致惊骇与无法置信的滔天巨浪。

他甚至无法控制地微微后退了半步，像是被无形的巨力击中。他猛地扭头，

目光死死钉在我脸上，第一次，不再是看一件作品，一个病人，

而是看向一个平等的、甚至令他感到恐惧的——对手。周围的喧嚣，记者的追问，

法警的催促，似乎都离他远去。他站在那里，像一尊突然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像，

只剩下那双剧烈震颤的眼睛，还证明着活物的惊惶。我任由管理员将我带离。没有再回头。

警车或者说，精神病院转运车的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外面那个由他主导的世界。

车厢内，消毒水气味浓郁。窗外的城市灯火飞速向后掠去，像一场匆忙谢幕的戏剧。

我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闭上眼睛。暗门之后，那具蜷缩在黑暗中的、小小的骸骨，

手腕上系着的褪色蓝丝带，与记忆中妹妹林渺失踪那天绑在辫子上的一模一样。

那是父亲永远无法洗净的罪证，是他所有完美假象之下，腐烂发臭的根基。法庭上的失败，

只是第一回合的落幕。强制治疗？那冰冷的囚笼，或许正是下一个舞台。而这场由他开启，

由我继承的死亡，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物理性的，都远未走到终局。我抬起手，

看着腕间那冰冷的金属手铐，折射着窗外流转的灯光。父亲，游戏才刚刚开始。2车厢颠簸，

消毒水的味道浓烈到呛人，试图掩盖某种更深层、更顽固的腐败气息。

我靠在冰冷的金属厢壁上，闭着眼，并非休息，

而是在脑中精确地绘制刚刚走过的路线——三个右转弯，一个漫长的上坡，

穿过一道需要电子认证的闸门，然后是大约五分钟的平路。市立精神卫生中心，坐落在城郊，

以严密的安保和“专业化管理”著称。父亲为我挑选的最终囚笼，

倒是符合他一贯的“高标准”。车停了。后门打开，刺眼的白光涌了进来。

两个穿着浆洗得发硬白色制服的管理员，面无表情地将我架下车。他们的手像铁钳，

不容任何挣脱。眼前是一栋灰白色的庞大建筑，窗户窄小，排列整齐，像无数只冷漠的眼睛。

流程是机械而冰冷的。登记，拍照，按下指纹，所有个人物品被收缴，

包括那身出庭时穿着的、最后属于“林徊”这个独立个体的衣服。

换上统一的、粗糙的蓝色条纹病号服，布料摩擦着皮肤，带来一种屈辱的刺痛。

我被带往隔离病区。长长的走廊，墙壁是那种毫无生气的淡绿色，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

伴随着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是哭泣还是呓语的声音。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药物和一种……绝望混合而成的特殊气味。最终，

停在一扇厚重的铁门前。门上有小小的观察窗。管理员刷卡，门锁发出沉闷的“咔哒”声，

滑开。“107，你的房间。”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固定在地上的铁床，

一个同样无法移动的简陋洗手台，和一个蹲便器。没有窗户，

只有天花板上一盏被加固网罩住的惨白灯管。门在身后关上，落锁的声音沉重而决绝。

真正的囚笼。我走到房间中央，站定。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徒劳的撞击。我只是抬起头，

看着那盏灯。光线刺眼，但我没有避开。我需要适应这种光线，适应这里的规则。

父亲以为把我关进来就赢了，

他以为“精神病人”这个标签足以让我所有的指控和话语都变成妄语。但他漏算了一点。

他亲自将我“塑造”成了一片空白，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情感波动的“作品”。这种状态，

在这种地方，反而成了一种完美的伪装，一种坚不可摧的铠甲。接下来的几天，

是模式化的“治疗”和观察。按时服药我将那些彩色的小药片藏在舌根下，

趁人不备冲入下水道，接受各种心理评估和生理检查。我表现得温顺、迟钝，

符合一个被“成功”抹除了自主意识的病人的所有特征。医生和护士的眼神里，

带着职业性的审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习惯性的麻木。在这里，

尖叫反抗和死气沉沉都是常态。我仔细观察着每一个人。主治医生姓王，四十多岁，

眼神锐利，但眉宇间带着被繁重工作和体制消磨后的疲惫。几个护士，有的冷漠，

有的则还残留着一丝微弱的同情。还有那些病人，他们是背景板，也是潜在的信息源。

直到第三天，我在集体放风在一个被高墙铁丝网围起来的、狭小冰冷的水泥院子里时，

看到了他。周医生。很年轻，看起来像是刚毕业不久，戴着黑框眼镜，

气质与其他老练的医护人员有些不同，少了些圆滑，

多了点……尚未被完全磨平的书卷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理想主义。

他负责记录病人的活动情况。我选择了一个时机。当他在记录本上写字，

而我“恰好”缓慢地、机械地从他身边走过时，我的脚步几不可查地顿了一下，右手食指，

以一种完全不符合我“病情”的、极其迅疾而精准的动作，在他记录本的空白边缘，

敲下了一组简短的摩斯密码。那是父亲书房里，那本牛皮笔记本某一页右下角，

一个不起眼的、像是墨水晕染开的标记。我曾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最终确认，

那是一个变体的、代表“危险”和“关键证据”的密码符号。

我赌这个年轻的、可能还对“真相”抱有某种追求的医生，会注意到这个异常，

甚至会去深究。动作完成在一瞬间。我恢复缓慢的步伐，眼神空洞，

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别人的幻觉。周医生写字的手停住了。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