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生于1935年，老家河南许昌，一个在苦水里泡出来的女人。
有部电影1942]，内容好像是照着母亲写的，那年她七岁，家里的人几乎全部饿死，她被人贩子带走，一路乞讨，后被卖给我县来家村，西九年就送来我家与我父成婚，母亲身高约1米5多，从那时起她就用她那弱小的身躯担负起了这个苦难之家一半的生活担子，父亲每天在外劳动，母亲一人在家包揽家务，上要伺奉双目失明的老人，下要照管我们姊妹五个，天天洗衣做饭、晒粮磨面，夜夜缝补衣衫、织布纺线，三更前不见母上炕，五更后哪见娘在床，那不是一天，不是一年、十年、二十年，可怜将一个柔弱的母亲硬生生累的百病缠身。
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伟大的母亲，那一定是我的老娘，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欠她的太多太多，用一生难以偿还。
那些年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到的工分，根本换不回一家人一年的基本生活口粮，1967年大哥兴会提出辍学，要为家里挣工分，也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学校全面停课，那年他才上西年级，大哥从小就体弱多病，身瘦力薄，可是为了能为父分忧，为家挣粮，他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出工，干着和全劳一样的活计，小小年纪就跟别人进山砍柴，挣的吐过血，得过劳伤，一年多下来他还患上了关节炎，我记得这个病纠缠了他好几年，就这样仍不能走出家里的困境。
1968年年底，二哥兴宝也提出了辍学，那年他上五年级，小学毕业。
二哥比大哥身高还要低，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很多方面还不如大哥，跟别人干一天活，连一个妇女一天的工分都挣不到，只记6分工，后来他就要求给队里的牲口割草，因为割草是按斤计工的，他每天早出晚归，甚至出门时带一块玉米面馍，吃饭都不回家，为了能多挣工分，他和大哥一样几乎连命都豁出去了。
我的姐姐仙玲，一个苦命的女子。
生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那个贫穷的家庭，从我记事起，我就没记得她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没用过一件护肤品，她从小就为母分担，只为生活付出，从不为生活索取，十二、三岁就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晚上还纺线到深夜，很多时间都是她在炕上纺线的声音将我从梦中叫醒，她又跟着别人下地干活了。
我不知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子，哪里来那么多精力，每干一晌活回家，她进门就帮母亲做饭、盛饭，夏伏天，别人午饭后还要午睡一两个小时，可她还要为我们洗衣服，可首到她出嫁，也没有听到她有过一句怨言。
她是父母的好女儿，是我们的好姊妹。
六九年初我进入了学校大门。
那年刚过完春节的正月十六，父亲领着我到西街小学报名，老师伸出两只手，让每个报名的学生掰着指头数从一到十的数，我顺利过关了，父亲给学校缴了一学年(两个学期)的学费、书本费、学杂费共计7毛钱，我成了一名西街小学正式的小学学生。
当天上午学校就给我们分了班还上了课，一个班60个学生，老师把我们集中到一个教室，教室里除了在山墙上泥了一个黑板，靠墙的地上用砖块垒了一个土台子(讲台)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60个学生就待在光秃秃土地面上，有蹲的有坐的还有跪的五花八门，老师教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这一天起我的小学生活开始了。
每天三晌，早六点半上学，八点放学吃早饭，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放学，老师很少给学生留家庭作业，因为放学后都要帮家里干活，即便有作业，我也要在学校做完，记得只有一次，放学后我在家里的案板上写字，被父亲发现后，他将我的书和本子几把就扯成了碎片:“你哥你姐都成天的在队上劳动，能叫你上学就紧够了，放学回家不干活去，明天就不用上学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敢回家写过一次作业，还借着别人的书上了几个月学。
那时没有钱买本子，一个作业本写完，翻个面作草字本，再写完交回家作手纸，经常是老师领着在操场的土地面上，用木棒或电池蕊写字，写满了用脚一擦，原地再写。
记得那年秋天，上学的路上有一个老头在那里卖山里的野葡萄，在地上分了好多小堆堆，一堆2分钱，我太想吃了，可是一分钱也不可能有，每次上学就蹲在一边等，如果能等到有人买一堆，他拿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两个葡萄豆豆没拿完，我就会飞快的捡到，兴高采烈的跑去学校，可每次都会迟到，都会被罚站，有一天我趁家里人不注意，在灶台上摸了一盒火柴，交给卖葡萄的老人，老人打开一看:“你这只有半盒，算一分钱，换半堆”，于是就将一堆野葡萄分成了两堆，我将其中的一小堆装进书包，连蹦带跳的跑去学校，可是又迟到了，老师把我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一看书包里鼓鼓囊囊，再一看有山里野黑葡萄:“哪来的钱买的?”我支支吾吾，不敢说真话，老师将葡萄一粒不剩的全部没收了，这次我连一个豆豆都没吃到，回家还被父亲暴揍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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